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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苏中杰:一人成精,害苦众生

一人成精,害苦众生



苏中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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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势能造英雄,怪气候能让人成精。英雄积德于历史社会,精怪作乱则祸害无穷。这二三十年以来,权力者的贪婪,就形成了一种怪气候。顺应这个怪气候的需要,一些人,特别是“精英经济学家”,就都成了精。他们借气候所产生的力量,就能搅得风起云生,害苦大众。回顾一下吧,90年代的“三大改革”——企改、医改和教改,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内容。企改以“明晰产权关系”为主,把公企“卖”给领导;医改把职工的医疗费几乎剥尽,而权力者则还享有特别的医疗服务;教改则是推行“教育产业化”,让老百姓承担高学费。这“三大改革”都是朝老百姓开刀的,所以让老百姓享受到的是:下岗丢饭碗,有病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祸害啊!而祸害的制造者,都离不开“精英经济学家”。 推动企改、医改之祸的,以张维迎、张曙光、张五常和厉以宁等辈“国师”推波助澜为主,他们顺应权贵窃取公产的需要,成了能影响决策的精怪。那么,搞“教育产业化”的精怪是谁呢?是如何顺应气候搞起来的呢?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出口受到很大影响,实际上也是遇到了经济危机。此时,提出的对策是“拉动内需”,动员老百姓多花钱。有的宣传,竟然谎诞到这样的程度,说多花钱就是爱国。为此,有不少文章讽刺说:我是穷人,我没钱爱国,没资格爱国,让富人们爱国吧。的确是这样,老百姓无法爱国。三千万工人下了岗,上有老,下有小,他敢花钱爱国吗?医疗费已低到了极点,有的一点没有,他手上的几个钱不留作护命钱或买命钱,敢花吗?“精英经济学家”所支持的经济掠夺,已经把老百姓的购买力几乎毁尽了,如何拉动内需?

此时,一个名叫汤敏的人出来为当局解困了。他就是亚洲发展银行设在北京代表处里的首席经济学家,后来被称为“教极速分分彩平台育产业化之父”的那个人。为当局解困不是坏事,问题是如何解困。只要是理性的、非体制内思维的经济学者,面对这场经济危机和国内实际问题,都会有一条明确的思路:走出危机办法,也是积蓄经济后劲的办法,就是停止经济掠夺,保证就业,增强社会福利保障,让老百姓的销费没有后顾之忧。但是,汤敏同其他帮助权贵掠夺公产的“精英经济学家”一样,一不不看权力运作上有没有问题,二不看经济危机的根源是什么,而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运用千百年来官僚对付民众的老办法——向老百姓开刀!而他的开刀与张维迎们还有所不同,张维迎是向企业开刀,变公产为私产,而汤敏竟然拿连落后国家政府都要尽可能大力投入的教育事业开刀。是无知,还是狰狞,我们不好说。他当时给政府相关部门写了一封信,建议“教改”:扩大招生,提高学费,“让老百姓把钱从银行里把钱拿出来”。正处于困局的当时政府,立即采用了汤敏的建议。于是,央视和全国各大媒体紧急配合,各路“专家”,“学者”紧跟风向,发表演讲,接受采访,“畅谈”教育高收费的可行性和“重要意义”,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教育产业化”宣传运动。只要是提高收费,从老百姓身上刮钱,历来做起来都是雷厉风行的,学费立即从1988年之前的不到千元,迅速增至两三千元,随之年年攀高,直至现在的五六千元,特殊院校高达一万多元。
于是,大灾大难来了!

高校提供公共产品的社会职能淡化了,良知和社会风范的旗帜不见了,以另一幅令人难以令人恭维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如同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家一样,每个毛孔都充满了血污;又如同拦路打劫的山寨大王,又如同用当代科学文明为中世纪打造的绞肉机和吸血器。中国老百姓没办法,只能任其抢,任其绞,任其吸。多少人间惨剧发生了:为考生付不起学费,有的父母服毒自杀了,有的上吊了;有的女生不堪经济重负,开始了卖淫生涯;还有多少父母愁白了头发,付出了健康……这是配合着对公产的大肆掠夺,在中国大地上展开的一场摧毁教育文明和百姓生活的大洗窃!改革中有三大让百姓返贫的马车:

一是下岗返贫,二是得病返贫,第三就是上学返贫。

大学扩招的后果是造成更多的失业。中国的人才需要是多层次的,比如职业技术。但是,扩招让学生往大学里挤,走高中级人才之路,人才市场饱和了,求职相当难,工资持续下降。从1998年到2002年,大学生的就业工资从3000元,下降到2000元。2006年,媒体报道大学毕业生工资已下降到三位数。北大的调查显示,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占百分这四十点九。在中高人才难以就业的情势下,职业技术人才却相当缺乏,薪水可以是大学生的四、五倍,但招聘不来。

大学扩招的另一后果,是大学“浮肿症”。大学从1999年的1071所,一下子增加到2004年的1734所,大学教师增加一倍,只是虚肿病发作而已。“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语)要有一个文化积累过程,不是吹气球,一下子就可以见效的。民众血汗堆起来的大学大楼是豪华气派,但没有大师。不说大师,普通教师群中,有多少滥竽充数者啊!不合格的教师,不合理的课程设置,教出不合格的大批学生,进入饱和了的人才市场,面对脱节的就业需要,让每年走出大学的几百万青年人如何生存啊!

害国!害民!误了现在!误了未来!

我们现在要思考的是,能以风起云生之势搅得中国教育祸害连连的人,竟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汤敏,这是为什么?去掉当代社会背景来看此人,他不过是中世纪县衙的高级衙役——专出坏主意的师爷,在朝廷面前,不过是人们多见不怪的佞臣而已。在那样的时代,他出个搜刮老百姓的赖点子而被采纳,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但是,他出现在当代世纪之交,而且只递上一纸建议,内容之重要还关系到现在与未来,国计与民生,没有试点,也没有人大讨论,竟然雷厉风行地照他的赖点子做了!——拿中华民族的活体进行了一场试验!这不是汤敏本人的能量所能及的,是体制的力量让汤敏成了精,酿成了祸。
没有民众参与的改革,只由少数几个人拍板采用“精英”的建议,多可怕啊。一些“精英经济学家”,动不动拿文革说事,好像他们是文革的坚决反对者。从实质上来看,文革就是那么几个人拿全中国做红色政治实验。现在与权力相结合的“精英经济学家”,不也少数人拿中国做实验吗?

-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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