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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整形”汉字背后的文化话语权之争

  近日,教育部就刚刚研制出的《通用规范汉字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立即引起了广泛争论:《通用规范汉字表》中不仅恢复了51个异体字,还拟对44个汉字“动刀整形”,调整其写法。如:“琴”字左上角“王”字最后一笔由“横”变为了“提”;“唇”字的厂字头由半包围结构调整成了上下结构,“亲”“杂”“杀”等字底下的“竖钩”改为“竖”,最后一笔由“点”改成“捺”。(8月19日《天府早报》)
  
  在某网站就此进行的相关调查中,多达87.14%网友表示明确反对。如此一边倒的意见反馈,恐怕多少出乎教育部、国家语委的意料之外。一个据闻“历时八年”、“经过专家全盘考虑、反复研究才得以出台”的局部性汉字“技术改良”方案,因何如此不受欢迎?专家信任危机当然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在公众的权利意识高涨的时代语境下,专家凤凰彩票、精英化的垄断性阐释权力(及其结论)正遭遇越来越频繁的大众化挑战、民间智慧“抵抗”,而部分社会行业领域出现的专家为特定利益群体代言、代谋的逐利倾向,则让这一信任危机经常性处于紧绷、次冲突状态。更何况,与某些具有特定专业知识门槛的行业领域不同,汉语言文极速分分彩平台化属于基础性知识类别,加之其天然的大众属性、民族属性,其引起更大范围、更激烈的民间情绪反弹,实为必然。
  
  当然,除了在相当多行业领域沿袭下来的专家、精英——草根、大众这样壁垒分明的歧争套路,44个“整形”汉字的背后,其实还透射着有关文化阐释权、文化话语权的隐性权力之争。不无巧合的是,纵观汉字的衍变发展过程,同样可以看到这一布迪厄所说的文化权力动力学的显见推动作用。
  
  从文字学的角度看,汉字千年演变的逻辑结果,最突出的表象便是由繁至简的结构简化史。从甲骨文、金文演变为篆书,继而变为隶书、楷书,总体发展趋势便是由繁到简。如隶书是篆书的简化,草书、行书则是隶书的简化,而简体字则是楷书的简化。有趣的是,这一简化过程,恰好伴随着文化权力、文化话语权由小众垄断(从最初的政治精英一元化到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的二元模式)直至多层次多元化的文化秩序结构调整。到目前为止,公认较早成型的简体字出现于南北朝时期的碑刻,到隋唐时代简化字逐渐增多,在民间开始普遍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简体字最早被称为“俗”体字。显而易见,彼时,它背负着文化精英主义相对偏激和自负的价值嘲讽。但文化的生命力一旦走向自由释放之路,其历史归宿往往出人意料。简体渐渐取代了繁体、“俗”最终击败了雅,并占据了大众文化市场的主流。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文化以外的社会因素在发挥着影响,比如特定时段国家政治权力的介入推动等。事实上,恰是由此导致的汉字文化自然演变非彻底性、非纯粹性,为日后汉字文化的简繁之争埋下了伏笔。
  
  在布迪厄看来,文化趣味的区隔(如高雅/通俗、深刻/肤浅等)实际上反映着一种文化权力关系。透过汉字文化,同样也能看到它的现实表现力。在许多繁体字的拥趸眼里,繁体字更接近它的造字精神本源,更能传神达意,同样,也更有文化内涵和文化张力;至于实用性、可操作性则被其置于次要位置。这一纯艺术化、文化“民粹化”倾向,必然面临可行性质疑:极速分分彩平台文字的主要功能,究竟是负载信息的符号工具、交流工具,还是文化信仰和艺术表现对象?芭蕾舞姿美轮美奂,但能苛求所有人都踩着它的韵律出行吗?
  
  一个颇有趣的现象是:在很多文化领域,文化精英主义“高雅”“深刻”云云的诉求路径,往往对应的是内容结构上的复杂化包装。繁体字是一例,新诗创作中的去“口语化”、朦胧晦涩化倾向亦如是。形式上的繁复庞杂是否必然意味内涵意义上的高雅深刻?想必不言自明。
  
  如同其他社会领域的相关游戏规则,关于文化阐释权、文化话语权的公开博弈其实不乏积极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这一博弈过程呈现最真实的主流文化诉求、还原最具广泛代表性的文化生态实景?而非精英思维、文化垄断格局下的闭门造车、或自我中心主义的文化技术改良。44个整形汉字不会是文化阐释权、文化话语权的争夺终点,但所有人都期待它能以一种有说服力的“演进”方式走向更辽阔的文化未来。

[作者: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