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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更多的法律却导致更坏的法制?


魏甫华

关注转型国家转轨经验的人,可能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的两本著作《另一条道路》(The Other Path ,1990)和《资本的秘密》(The Mystery of Capital,2000)是不应该忽视的。后者中文译本已经于2000年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书的副标题有点刺眼,叫做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国家取得成功但在非西方国家却遭遇失败?索托的答案是,这些国家的失败,是因为没有建立起产权的观念和相关的法律制度。钱颖一教授提出要区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就和索托的思考非常关切。但对我来说,索托《资本的秘密》之前这本《另一条道路》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更具有现实感,为什么更多的法律反而导致了更坏的法制?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法律的进步有目共睹,尤其表现在立法数量上。但同时一种忧虑在法学界也开始蔓延,那就是我们有的法律不仅不能有助于法治的建设,反而导致了一种更坏的法制。

实际上,索托这个问题,200年前,法国著名经济思想家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1801-1850)在他那本薄薄不足100页的《法律》(The Law)小册子里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明白。巴斯夏这本《财产、法律与政府》的中文版出版可以说是应时而生。巴斯夏指出,“并不是由于人们制定了法律,人身、自由和财产权才得以存在,恰恰相反,是因为已经存在着人身、自由和财产权,人们才去制定法律。”(页70)巴斯夏是从否定性的角度来界定法律的,在他看来,法律“是个人行使其正当自卫权利的集体性组织”而“集体性权利的基本准则,其存在的理由,其合法性基础,乃在于个人之权利,据此,我们可以说。集体性暴力除了它所替代之个人性暴力的目的和作用之外,不可能具有其他目的和作用”(页70-71)。

从经济学的边际替换规律角度看,集体性暴力和个人性暴力之间具有替代性。人们之所以选择集体性暴力来替代个人性暴力,乃是因为集体性暴力对人们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的保护成本低于个人暴力所支付的成本。如果集体性暴力的保护成本高于个人暴力所支付的成本,人们就会倾向于使用个人暴力来维护自己遭受侵犯的正义。由此,我们可以确定法律的界限,任何超过这一原则的集体性暴力,都是对法律的掠夺。巴斯夏的否定性法律观点,源于他对法律具有掠夺性质的深刻认识。法律即正义,这是拉丁法谚中的智慧,但是,在现实中,我们极速分分彩平台看到的,法律往往不是对正义的保护,而是偏离了正义本身,而成为权力者手中对正义掠夺的工具。巴斯夏区分了两种掠夺的类型:一种是未经法律授权的掠夺,一种是法律上的掠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巴斯夏区分了黑社会和政府两种组织的性质,黑社会是未经法律授权的掠夺者,而政府是经过法律授权的掠夺者。

法律上的掠夺有两大根源,一个是人的自私自利,另一个就是虚伪的博爱之心。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巴斯夏是在事实层面,而不是在价值层面使用掠夺概念的。巴斯夏强调指出,由于掠夺概念本身所具有的贬义特征,在法语里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减少它的价值倾向。英译者Seymour Cain教授就指出掠夺在法文里是Laspoliation,英文的Plunder 要比Spoliation更合适(页85注1)。巴斯夏指出的法律滥用的一个后果,就
是政治激情和政治斗争占据我们生活中异乎寻常的重要性位置。就是对这种价值取代事实的警惕。

法律具有掠夺性质乃是基于人性本身。巴斯夏认为,自我维系和自我发展是所有人的共同的欲望,但同时,“还有一种倾向也是所有人所共有,那就是:如果可能的话,就以他人为代价来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这种倾向的根源在于人性本身”(页73)。而这种倾向也就是掠夺的起源。

由于人的自私自利的本性所产生的法律掠夺,我们还比较好理解,但是由于人的博爱之心所产生的法律掠夺或许就让人大惑不解了,而这后者恰恰是巴斯夏要论证的重点。巴斯夏对由于人的博爱之心产生的法律掠夺的例证,就是18世纪在法国狂飙猛进的贸易保护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巴斯夏指出,这三者之中,社会主义是最模糊、最为犹豫不决,也是最真诚的。为什么这种真诚的博爱之心却导致法律掠夺的苦果。巴斯夏分析了当时这种流行的想法:即企图通过普遍的法律上的掠夺来实现普遍的福利。这种流行的想法,我们现在又何尝不感到非常真切?巴斯夏指出这种想法乃是假定自己是组织者、发现者、立法者或者建国者,认为自己具有控制普通人的凤凰彩票那种意志和力量,是宇宙的原动力,是造物的力量,其崇高的使命就是用这些零碎的普通人作原材料,重新构造社会。社会主义者把自己看作立法者,把人们与立法者之间的关系等同于泥土与制陶工之间的关系(页92-93)。这种想法的哲学基础就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致力于批判的建构理性的僭妄。巴斯夏在他晚年那篇《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That Which is Seen, and That Which is Not Seen,1850)长文里,对这种想法的根由进行了理论探索,得出了几乎和哈耶克一样的结论。

巴斯夏对国人来说仍然是陌生的,我曾写过一篇《巴斯夏的徘徊》短文,里边写道,“他这本最著名的《法律》至今还没有中译本,却是的确可以让汉语思想界感到难堪的。薄薄一本不到100页的经典著作,汉语界还要让它在门外徘徊多久?”这篇短文在《财经》书评版发表不久(见《财经》2002年4月号总第57期),秋风兄就给我电话,告知他不仅已经完成了这本《法律》的译稿,而且还译出了一本比英译本还要全的《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集》,之后通过EMAIL给我发来了译稿的电子文本。现在看到这本巴斯夏的政治经济学文集的中文版出版,心中感慨不已。中国读者和巴斯夏200年之后的越洋相遇,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思想交锋,或许风过耳,景依旧。不过,有一点是确知的,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思想困境,并不比200年前的巴斯夏少些什么,反而可能因为现代学术的美容术,使得问题更加复杂了。

另外要提及的是,秋风兄的专业是历史学,搞经济学按照他的说法只是业余票友,他创办的思想评论网站,以挖掘奥地利经济学派理论资源回归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传统,让不少试图改变社会的青年知道了自己的无知,以及坚信这无知构成了人类社会秩序的基础。这点恰如巴斯夏,手持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利剑,为了自由和正义,勇敢地冲向贸易保护主义和社会主义构建的各种铜墙铁壁。


(巴斯夏著,秋风译,《财产、法律与政府——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粹》,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

2003年5月6日于深圳

原刊《深圳商报》,2003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