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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于丹而冷眼旁观“国学热”
从于丹而冷眼旁观“国学热”
  
  谢轶群/文
  
  这些年来据说兴起了一股“国学热”,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引起了广泛重视,最新的事例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的走红。于丹受到热烈追捧,是因为她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讲《论语》心得和《庄子》心得,这样的讲题按理不在公众的兴奋点上,但于丹却因此大受欢迎。4月5日,昆明东川区政府邀请于丹面向机关干部、企业员工、教师、医生等3600人成功举办了关于《论语》的讲座,当地报纸谓之“于丹掀起东川八面风”;连北京市清河监狱也邀请她为全体服刑人员讲《论语》,服刑人员里也有不少人买了她的《〈论语〉心得》,管教民警称:“大墙里的‘于丹热’并不亚于墙外。”
  
  可是,这番风光,真的是“国学”掀起的热浪吗?《论语》和《庄子》原著畅销了吗?研习古文和中国思想史成为时髦了吗?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生源大增了吗?
  
  很显然,于丹的红遍全国,并不因为她讲解了《论语》、《庄子》这些属于“国学”范围的学问,而是因为“美女教授”的媒体噱头、电视的巨大传播力和她本人出色的口才、优雅的讲台风度——现代媒体的操作和于丹的个人魅力是这阵热潮的原因所在,而不是古奥艰涩的“国学”对人们产生了吸引力。
  
  所谓“国学热”里,于丹是新锐人物而不是代表性人物,代表着“国学”水平的,被认为是九旬高龄的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而今年初,季先生却在病中表示要辞谢“国学大师”的桂冠,一时以“谦逊之风”被广为报道。只有少数明眼人指出,季羡林先生到底是不是“国学大师”,的确可堪商榷。所谓“国学”到底是什么,有两种说法:一是指相对于“西学”的中国独有的学问,比如四书五经;一是指对中国这个国家的古往今来的研究,即中国历史。融汇二者极速分分彩平台,国学可定义为关于中国传统的学问。而这位总是被冠以“国学大师”的老学者,其实一辈子在研究古印度语言文字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研究外国语言文字的成了“国学大师”,这个错位只能说是个笑话,难怪季先生在病中也要辞谢。
  
  在这些年的所谓“国学热”中,闹出的笑话还不止这一个。在历次“你心目的国学大师”调查中,鲁迅、胡适也每每名列其中,得票还往往靠前,而这二位总体上恰恰是和中国传统文化持对立态度——鲁迅对传统有大量激烈批判的文章,有名的话是“我以为要少看或竟不看中国书”,“中医不过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而胡适,其大力倡导的白话文运凤凰彩票动终结了文言的历史。把这样的新派人物列入国学大师”,如果鲁、胡二位地下有知,只怕会为自己被人如此“恶搞”而哭笑不得。
  
  可以看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所谓“国学热”质量实在不高,概念不清,误解频频,连“热潮”中推出的符号性人物都选得不伦不类——如前所述,还可以再问一句:社会上真的有“国学热”存在吗?同为思想文化热潮,可以看看上世纪80年代初的“美学热”:“美学热”之时,在学生宿舍、饭店餐桌和市民客厅,处处可听到关于“美的本质”的业余高论,连女工都去买美学书,李泽厚一本《美的历程》连续加印八次!相比之下,国学在社会上何曾享有过这样的荣耀?这些年来,经济大热,体育大热,娱乐大热,而所谓“国学热”,虽经大力鼓吹,其所达到的广度深度不过是微波弱澜而已。
  
  支撑着“国学热”这个概念的,是北大国学班,是人大国学院,是在城市建“国学文化社区”,是部分学者倡导“读经运动”,是私人办学机构“孟母堂”等等,也就是国家力量和知识文化界在由上而下地努力营造这股热潮。追溯源头,“国学热”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那时候,知识界在政治事件和商业狂潮的双重打击下,失去了80年代那种意气风发的势头,在满目萧杀的逼仄话语空间中,情愿不情愿地开始弃“思想”而搞“学问”,从热情介入现实到退入传统和古典,走上类似于乾嘉朴学的路子;而有关方面看到这一思想文化趋向不但不会涉及敏感地带、可给知识界的才智一个“安全”的疏导渠道,而且和新置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相契合,立即十分欢迎,予以鼓励利用。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报道《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国学热”开始显山露水。而另一种说法是,“国学热”自酝酿到形成,背后一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策划操纵。可以相信,思想文化上的“国学热”和电视演艺上回避现实社会生活的“古装热”一样,都是管制和引导的结果。官方的主动意志和学界的无奈趋向在“国学”上找到了结合点,在双方“合谋”下,“国学热”虽不汹涌,“事件”上却也一浪极速分分彩平台一浪,以不断推出的举措将其不高的热度维持到了今天。其中得失,一言难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