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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济安为何研究红色中国?白先勇为何没去建设三峡?
锺新来自 翻书党

今天是夏济安先生逝世51周年纪念日。本文作者在文中缅怀了夏济安作为学者、老师、译者的三个面向。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时期,夏济安常常在办公室一呆就是一天。1965年2月21日,他照常在办公室里。10时许,他突然中风昏倒,随即入院昏迷四十多个小时,最终于2月23离世,时年49岁。

济安先生遽然离世带给朋友们的哀痛,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透过诸多怀念文字得以探查。1967年,《永久的怀念》一集出版,收录了陈世骧、夏志清、梁实秋、林海音等人对夏济安的悼念、缅怀文章。陈世骧是夏济安在柏克莱时的好朋友,两人交往甚密,也是他主持了济安先生的丧事。

他写道:“这一篇哀诔,是在济安逝世后三日,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六日,举行殡仪前约半小时,清晨十点钟写成的。在这前三日中,为了忙着寻定目的,安排殡仪馆,并忍者眼泪,抚慰身边老幼痛悼过哀的朋友,力持清醒的神智,已是一连几天没有安睡了。而即偶或夜阑人散,每想到济安的音容笑貌,每看到他一件遗物,便自泪下如雨,或与内人相对痛哭一场。”

弟弟夏志清则说:“我奔丧回来,不断地重读他的旧信……”并想到“他而十年来给我的一大束书信,实在比那本假以年月可能写成的长篇(极速分分彩平台夏济安曾设想过写一篇长篇小说,笔者注)是更好地生活实录,更可为传世的文学作品。”

梁实秋则称他:“难得在‘才、学、品’三方面都能出众”,叹惜其人“如昙花一现”。

学者夏济安:为什么会选择研究红色中国?

1965年,自夏济安赴美任教已经是第六个年头。这段时间,夏济安称是“走江湖”:先是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客座副教授一年,继在柏克莱加州大学任教,并任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客座讲员、副语言研究员。他虽然有研究员的身份,工作却不稳定;因为没有“博士”的头衔,他也没有法子担任更高的教职——虽然他自自然然地足以做个副教授!生计上的事以外,他在美国为了谋生的缘故,半是无奈地开始了红色中国的研究——向西方引介新中国革命热潮中的种种现象于名词;这与他本身的兴趣又相差太远。

然而夏济安先生在中共研究的领域愈走愈深,这一时期,他有两篇作品出版:《隐喻、神话、仪式和人民公社》(1961)和《下放运动》(1963);此外,在学术会议上选读过不少论文,也在权威刊物发表过重要文章,事实上,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The Gate of Darkness(中译为《黑暗的闸门》,2016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大部分文章都在1964年以前完成了。这些作品逐渐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声望。1964年6月,他写成一篇序《一部关于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书稿序言》,但这篇序言他自己并不满意,一直打算为这本“关于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书稿”写一篇更长的导论。然而这愿望终究没有实现。



济安去世后,弟弟志清整理了济安未竟的书稿,于1968年在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济安没有为这本书取名字,夏志清便命名为The Gate of Darkness。这名字是取自《鲁迅的黑暗面》一章中引用的鲁迅原话:

“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凤凰彩票。”

自1968年英文版问世以来,这本书在英文世界产生极大影响,成为中国左翼文学研究领域一本划时代的杰作。在1960年代国际上反共仇共的大环境中,这本研究中国左翼文学作者的著作,通过检视瞿秋白、蒋光慈、鲁迅、左联五烈士等作家,细致梳理文学与时代政治的纠缠,揭示他们身上的悲剧意义,给他们的作品一个恰当公允的评价,下笔敏锐痛快而不失同情,充满耐心。济安先生的弟子、知名学者李欧梵教授自言从济安先生的鲁迅研究中获益良多:

“我怎么才能写得象夏济安先生那么好?怎样才能用不同的方式来刻画鲁迅形象呢?经过了差不多十年的焦虑,我最终放弃了任何想超过先生的念头,而乖乖地一心一意效法了先生。”

《黑暗的闸门》一书,在出版后的几十年中,一直面临“墙外开花墙内冷”的局面;论述鲁迅的两篇文章,早早就被译介给大陆读者,独特的视角与细致的分析吸引了一众读者的注意,但直到今年,这本书才有了完整的中文译本。

老师夏济安:白先勇为追随他放弃了建三峡大坝的理想

1949年,济安先生由沪抵港,并短暂任教于新亚书院。1950年,他来到台湾,始任教于台大外文系。1956年,他与吴鲁芹、刘守宜等创办《文学杂志》并兼任主编,在杂志上主张“朴素的、清醒的、理智的”文学。当时的台湾文坛,“反共文学”盛行,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影响尤烈。《文学杂志》倡导忠于文学的标准,挑战了意识形态的把控,有“风气的树立”之功。此外,夏济安在提携、栽培文坛后人上,有不可磨灭的功劳。台大的前后几届学生均受其影响而人才辈出,如:丛苏、叶维廉、刘绍铭、白先勇、李欧梵、欧阳子等。

刘绍铭回忆称:“先生予年轻作家的影响,毫无形迹的、非常个人化的(是属于潜移默化那一类)。他从不勇于教人,除非你崇拜他的学问,亲自上们找他,他不易和你深谈。但如他对你的作品有兴趣,他不厌其详的一字一句的与你分析作品的结构、用字、人物的处理和形式的发展。”

白先勇的例子可为上面这段话作个左证。他一次偶然机会读到了《文学杂志》上面的小说、诗歌、翻译,便放弃了自己去建设三峡大坝的想法,一心一意地想要考入台大追随济安先生。他称夏济安为“文学导师”,“夏先生有非常特殊的文学灵感,尤其对文字、人性、作家的观点非常深刻性。他很低调,有一点口吃,讲课紧张,不像有些老师很会讲课。他私下给你指点的时候,醍醐灌顶,一点就把你点醒。”

他还描述自己将《金大奶奶》呈给济安先生过目的情形:

“于是自己贸贸然便去找夏济安先生,开始还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借口去请他修改英文作业。一两次后,才不尴不尬的把自己一篇小说递到他书桌上去。我记得他那天只穿了一件汗衫,一面在翻我的稿子,烟斗吸得呼呼响。那一刻,我的心在跳,好像在等待法官判刑似的。如果夏先生当时宣判我的文章‘死刑’,恐怕我的写作生涯要多许多波折,因为那时我对夏先生十分敬仰,而且自己又毫无信心,他的话,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人,一褒一贬,天壤之别。夏先生却抬起头对我笑道:‘你的文字很老辣,这篇小说,我们要用,登到《文学杂志》上去。’那便是《金大奶奶》,我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小说。”

译者夏济安:卧床养病时翻的是Webster International大字典

夏济安先生对英美文学造诣精深。他在翻译方面尤其令人叹服,有“独步译林”的美称。

夏志清曾谈起他学英语的事迹:四十年代,一本“绿书”,一本“红书”,“绿书”是一本十九世纪英国诗选,“红书”是一本十九世纪英国散文选,济安那时不喜欢英国诗,但散文都得起劲。“今天读麦考莱,隔一阵时间读亚诺德,再隔一些时间读纽门”,评价济安后来的文章“用的字和成语都是二十世纪的,但在句法、章法上显然深得十九世纪文体的好处……起初给人清丽婉约的印象,但读完全文,觉得文气这样足,文章这样前后有照顾,有不能不令人叹服他婉约中所含蓄的豪放”。岂不是这样吗?近日读《黑暗的闸门》中译本中瞿秋白的一章,照样是如此的感受和叹服,哪怕已经是隔着一层英译中的了。

济安学英语,还有一则小故事,是刘绍铭先生记录的。他说起一次去台大宿舍找济安师,见他卧床养病时“翻起Webster International大字典来啃”,可见济安先生的英文是下过一番“死工夫”的。

董桥先生在《三“家”村》一文中以济安先生的翻译为上乘,董先生文字漂亮极了,我不多言,也摘在下面:

下等译匠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给原文压得扁扁的,只好忍气吞声;高等译手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跟原文平起平坐,谈情说爱,毫无顾忌。译匠中英文太过寒伧,一旦登入文字堂奥,手脚都不听使唤,说话更结结巴巴了;译手中英文富可敌国,进出衣香鬓影之间应对得体,十足外交官风度:“时方晚秋,气象肃穆,略带忧郁,早晨的阴影和黄昏的阴影,几乎连接在一起,不可分别;岁将云暮,终日昏暗,我就在这么一天,到西敏大寺去散步了几个钟头。古寺巍巍,森森然似有鬼气,和阴沉沉的季候正好调和;我跨进大门,觉得自己已经置身远古,相忘于古人的鬼影之中了。”欧文的英文典丽不可方物,没想到夏济安的译笔穷追不舍,硬是不肯放过那缕缕幽香!



听闻中文大学新版《夏济安译美国名家散文》是中英双语对照版,读者学人或可借此领略济安先生译笔功力之一二了。

值逢济安先生逝世五十一周年,不胜笔力,东拼西凑些文字,若从故纸堆里翻出些旧掌故。只愿读者顺着拙文继续探下去,要重新发现济安先生这不该遗忘了的人。